Wednesday, January 26, 2011

杜君立:膝盖下的中国


这是一篇不可多得好文,檄文。与世界共享,但是不求有多少人能理解。

我们已习惯了黑暗,以为黑暗就是光明;
我们已习惯了卑鄙,以为卑鄙就是高尚;
我们已习惯了谎言,以为谎言就是真理;
我们已习惯了死亡,以为死亡就是活着;
我们已习惯了苟安,以为苟安就是平安;
我们已习惯了耻辱,以为耻辱就是尊严。
——于仲达《铁屋中的呐喊》

批判某一个人的缺点,说明你是一个泼妇;批判整个人类的缺点,说明你是一个思想家。如果说电视是大众艺术,那么电影无疑是一种精英艺术。从电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所谓精英其实是少有大师的,多的只是大腕和大佬。

电影是大师的舞台,黑泽明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10年前,张艺谋模仿黑泽明的《罗生门》弄出了一个暴力美学的习作《英雄》;10年后,姜文模仿黑泽明的《七武士》弄出了又一个暴力美学的习作《让子弹飞》。

人是一种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却永远也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不幸动物。正如德国谚语云: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真正的大师首先是一个人,他时刻关注的都是关于人的东西,人性才是他唯一的永远的艺术命题。中国是没有大师的,因为在中国人眼中是不存在人和人性的,这里只有权力和所谓阴谋的中国式政治。但中国不乏化腐朽为神奇的电影巨匠,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桑骂槐借古讽今的隐喻功夫,以此在中国这片终年见不得阳光的泥土中顽强生长。

黑泽明的《七武士》讲述了一个近代日本崛起故事:可怜的日本农民遭遇土匪的威胁,于是他们共同出资邀请来7位武士,教习他们御敌之道。经过学习启蒙,这些蠢笨的农民终于战胜了土匪,也战胜了自卑和恐惧,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至于武士,要么已经战死变成坟茔,要么就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姜文的《让子弹飞》讲述了一个近代中国革命的故事:可怜的中国农民被“禽兽、畜生、流氓、寄生虫”黄世仁欺压蹂躏着,这时来了一个土匪张麻子,他率领6位土匪杀死了黄世仁,解放了中国农民,从此中国农民和土匪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张麻子继续去寻找革命。

作为一个生在红旗下、充分享受到毛万岁“阳光灿烂日子”的“革命家庭”一员,姜文毫不讳言他是一位毛万岁的崇拜者。从某种意义上,这部电影就是姜文献给自己偶像“毛润之”的一份充满激情和伤感的怀念。毛万岁是不长胡子的,姜文用革命的胡子向圣徒切?格瓦拉致敬。一切权力和财富都是罪恶和不正义,只有暴力可以终结者一切罪恶和不正义,这就是革命。格瓦拉需要的是正义而不是政治,因此他不需要秩序,甚至说他反对一切秩序。当革命重新建立了一个红色古巴的新秩序后,他只有离开,然后在玻利维亚森林中像一个圣徒那样死去。从此他成为革命的耶稣基督。

电影中的姜文是一个双重角色:土匪张麻子和革命者“张牧之”。这两种角色经常根据需要互相交换,时而是土匪,时而是革命者。现实告诉他:在中国(鹅城)要活下去就要“跪着”,但他却在“山里”“站着”活惯了,也非要在中国“站着”活下去。他不仅自己拒绝“跪着”,也反对所有的中国人“跪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土匪放下官印,拿起枪,因为“权力不好使,暴力才好使”。面对他的枪杆子,果然“官职比你官大”的武举人和无数赤贫的中国人都跪下了,乞求土匪(“青天大老爷”)可以容忍他们跪着活下去。土匪的B面——革命者一边打枪一边骂道:“站起来,不许跪!”正如毛万岁在天安门城楼上所言:“中国人民站起来!”

 向牛羊学习

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都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类并没有跪的任何动物性理由,因为跪这种姿势仅仅出现在牛羊一类食草性的偶蹄哺乳动物中,灵长目并没有跪的习惯。牛和羊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小牛小羊落草初生要吃奶,往往前腿下跪接受牛妈妈羊妈妈哺乳。当牛羊被人类屠宰时,牛羊因为恐惧也常常会不自主地下跪,甚至哀鸣着流出眼泪。

中国人最早跪的来源应当是以跪代替坐,跪就是坐。因为没有家具,以跪的姿势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直起身子,这就是常见的半休息状态。后来随着孝文化的滥觞,跪逐渐被引申为5种意思:

第一种是崇敬感恩。人类仿模牛羊的跪,以表示感谢对父母的哺育之恩。牛羊孕期衔草,幼雏降生落到柔软的干草上。中国也有“跪草”的传统,即丧母时需跪在干草上守灵7日,以谢母亲生育哺乳之恩。这种感恩推而广之,就出现了跪的滥用,任何感谢都要下跪才能显示诚意。

第二种是乞求。人类的跪与牛羊在本质上是一样,牛羊吃奶就是一种乞求的行为,因为牛妈妈羊妈妈或许会拒绝喂奶。总的说来,牛羊一生只跪两次,哺乳期需要下跪乞求吃奶,死前下跪乞求饶命。相比之下,人类的下跪很性欲一样则不受限制。毫无疑问,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吉尼斯记录。

第三种是尊重,这种跪主要是单腿跪。中国新人拜天地中“夫妻对拜”、江湖儿女的兄弟结拜、中国传统礼仪中的单腿跪地“请安”、西方骑士时代的求爱之跪,都属于尊重和郑重的礼仪。

第四种是忏悔。这种跪常见于宗教活动中,人对神灵或者死者的罪恶感。廉颇对蔺相如的负荆请罪也属于道歉认错。

第五种是羞辱。如果说前四种跪都是自发的主动的,那么第三种就是强加的强迫的。以对方下跪来显示一种奴役、惩罚和征服。下跪者则显示其臣服之心。这种跪是前两种跪的引申,由自觉转向不自觉,由自愿转向被迫。由感恩、乞求转向被羞辱。下跪使其比正常身高“矮下半截”,如果在加上双手拄地俯身叩头,那么跪着的人几乎成为一个四肢动物,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可以一下子使自己得到一种“人”的尊严感和被尊重感。这种羞辱最典型就是岳飞庙前的秦桧跪像,人们以跪着的秦桧塑像来羞辱皇帝的替罪羊秦桧。中国传统上处决犯人也是让其跪着离开人世,即使现在,被枪毙者也是跪着引颈就戮。

中国人的跪从感恩尊重道歉开始,逐渐发展到乞求,后来全部变成了一种羞辱。跪至此成为权力时代一种不可或缺的“礼数”。流氓文化将中国人被分为“小人”和“大人”,自称“小人”的人向“大人”下跪。一个从下向上下跪,从上向下扇耳光的流氓中国就这样形成了。

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是身体的历史,下跪是中国人身体的基本姿势。权力社会是一种流氓的等级社会,引而不发的暴力以恐怖和威胁支撑着权力运行,权力者掠夺和奴役无权力者。无权力者为了在权力的淫威下生存,必须显示自己对权力的恐惧臣服和对自身暴力的放弃,下跪就是这样一种充分的表白方式。

在动物界中,弱者以匍匐表示臣服,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下跪作为一种臣服姿态是没有国界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共同语言,但只有权力时代悠久的流氓主义中国才将这种语言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礼时代的暴力与正义

人类从站起来那一天开始才算彻底脱离了动物。人这种直立行走的双足动物经过几百万的发展,才成为一种最为高贵的人类。站立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证明。

在锯子发明之前,人类几乎是没有家具的。因为制作一块平整的木板极其艰难。在春秋战国之前,连铁器都尚未普及,更何况家具。在一种简陋的物质条件下,人类的文明以“礼”的方式存在,就如同没有新衣服的人用朴素整洁来显示文明。当时中国人坐的标准姿势实际是跪,即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正襟危坐实际就是跪得笔直,以示严肃。这种坐姿一直延续到唐朝的胡床传入。当时随着佛教的兴盛,盘腿坐逐渐取代了跪式坐姿。宋代以后木工工具已经完备,家具式样发生革命性变化,甚至人们的双脚也离开了地面,椅子桌子上都有放脚的踏板。人类文明似乎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实上,物质的文明并不必然导致精神的文明。“礼”兴起于春秋时代,然而“礼”的基本原则却是“尚往来”,文明必须相对于文明而言才有意义。“礼贤下士”是中国“礼时代”的基本社会文化。周文王甘愿做渔夫姜太公的车夫绝对不只是一种传说,实际上直到盛唐时代,臣下对君主施礼,君主也是要还礼的。而汉刘邦为了聘请穷书生韩信,需要斋戒沐浴更衣筑台拜帅,才能显示其诚意。刘备三顾茅庐聘请一个山野村夫更是成为千古佳话。对中国古人来说,“礼”首先是一种文明和秩序,但并不必然象征着不平等。

《史记》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暴力时代“礼”的典型案例:

赵王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因“怒发冲冠”“完璧归赵”而成名的蔺相如“跪请秦王”并不能打动秦王,“秦王不肯击缶”。但当蔺相如怒道“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在野蛮的暴力面前,秦王的流氓权力终于认输了。可见对不讲道理的流氓来说,以礼待之纯属对牛弹琴,只能以最原始的暴力手段使其承认“礼”的意义。

自然模式下的暴力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最为灿烂的出处。对当时傲骨迎风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仰视,除非你跪着。尽管“春秋无义战”,但那时的中国是正义的中国,舍生取义者不计其数。《战国策》中有一名篇《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从暴力到权力

黑格尔说:“逻辑的展开就是历史。”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历史的展开就是逻辑。人脱胎于动物,但人不是动物。动物只会撕咬,而人类懂得契约。只有当人不再杀人的时候,人类走向了文明。回首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可以说大体经历了野蛮、流氓和文明三个时期,对应着暴力、权力和权利三个阶段。

人类最早的社会是一个野蛮社会,也是暴力社会。社会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之中。暴力阶段是最原始的平等阶段。暴力首先是一种恶,暴力的出处是人性的恶。因为与生俱来的暴力欲望,所以形成“性恶论”。暴力来源于一种体力上的平等,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社会依靠暴力和复仇保持着一种正义平衡和原始秩序,“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对自然模式下的人们来说,减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互相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大同世界”是一种最理想的野蛮社会,人与人因为距离疏远而减少了暴力。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筑墙,就是为了与人隔绝、与暴力隔绝。可以说,长城是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暴力隔离墙。

非暴力主义的先驱托尔斯泰批评社团体制说:“不管哪个党上台,若要保住政权,它不仅必须利用现有暴力手段,而且还必须发现新的暴力手段。”权力社会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流氓阶段。流氓指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短缺。在流氓时代,暴力经过体制化整合后变成一种权力。权力隐去暴力的血腥,将引而不发的暴力变成一种恐怖和威慑。未被使用的暴力并不掩饰其残酷的本性,因此流氓权力是对暴力的统一和垄断,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

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当权力的不平等严重到社会无法承受时,当暴力的恐怖彻底崩溃时,最后一根微不足道的稻草就会压垮一个和谐的权力社会,使社会重新回归暴力社会的平等野蛮状态,“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暴力使人们重新处于平等野蛮的自然状态。

在自然模式下,暴力泛滥导致权力彻底消失,最后一支最为强大的暴力流氓胜出,从而剥夺和消灭他人的暴力,形成一个垄断的流氓性的权力社会,也可以称其为“极权主义”。哈维尔曾说:“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但实际上极权主义常常深入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而不自觉。

在现实中,这种极度不平等的流氓极权状态继续依靠暴力威胁和镇压来维持一种恐怖和谐的社会稳定,如同依靠不停地喷水以控制火的蔓延。当流氓权力越来越失控时,人们在恐惧与愤怒的纠结中崩溃,社会冲动又会回归平等野蛮时代,以野蛮暴力清除流氓权力的迫害。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中国王朝周期更替的“黄炎培周期律”。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权利社会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状态。权利社会延续了暴力社会的平等与正义,只是通过契约和法律进行了“去暴力化”,将原始的“暴力”变为一种文明的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从而建立了一个文明稳定的社会新秩序。这种权力仍然来自最原始的野蛮暴力,并且这种权力只接受有限的授权或让渡,绝对拒绝任何剥夺和垄断。这种分散的均匀的平等的权力通过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最终形成高级文明的“权利”,暴力完全退让到权利的身后,整个社会实现了文明化和去暴力化,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因为放弃暴力并没有失去平等和安全。

从法理上讲,国家是“政治人”之间的一份契约。如霍布斯所言,人们忍受不了“人对人是狼”的战争,于是纷纷收起利爪,同意让渡部分权利,建立一个可以保卫自己的主权国家。国家权利是人民权利的集合,国家作为主权的载体,必须以维护让渡权利者的权利为主要目标。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

  政治的起源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极其敌人》中说:“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人类社会从野蛮的暴力社会开始,或者进入准暴力的权力社会,或者进入去暴力化的权利社会,这一过程实际就是政治诞生的过程。政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权谋,而是人类共处的美德;政治不是一切服务于权力,而是用一切权力服务于公益;政治不是暴力征服,而是和平协商的艺术;政治不是面包和温饱,而是人的自由和尊严,并为了赢得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不屈抗争。政者,正也;治即不乱。政治指的是一种正义的秩序。

野蛮社会属于一种古老的自然社会形态,暴力和复仇是一种常态,有正义,但没有秩序。权力社会是少数流民和流氓无产者通过集体暴力建立的一种流氓专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暴力并没有消除,暴力只是被流氓集团垄断,他们以垄断暴力构成巨大的权力威慑。在权力社会中,恐惧和不平等是一种常态,有秩序但没有正义。只有在一个文明的权利社会中,暴力才得到彻底的分化和消解,人们才是平等的,并且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难得的是,这里实现了正义,也实现了秩序,因此这个社会结构是极其稳固的。也只有到了文明的权利社会,政治才得以超越自然,摆脱体制,从而真正的出现,正义和秩序成为社会常态。

打个比方,野蛮社会里大家都是狼,互相撕咬,互相伤害,互相戒备;流氓社会里分化为狼和羊,狼有吃羊的权力,羊只能等死,徒劳的乞求饶命,没有反抗也就没有暴力;在权利社会,权力和暴力的狼被关入法律的铁笼,大家都是羊,相安无事,各自幸福。如果用公式表示,可以更为简洁的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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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模式(野蛮社会/狼世界):暴力=正义—秩序

体制模式(流氓社会/狼与羊):权力=秩序—正义

政治模式(文明社会/羊世界):权利=正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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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这种平静不是太平。它只是敌人就要占领的城市的缄默而已。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在流氓的权力社会,没有政治,只有体制。体制是一种暂时有效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依靠恐吓和威胁维持一种不平等的等级秩序,将社会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权力者和无权力者,或者狼和羊。体制不是政治,因为它为了秩序牺牲了正义。

在一个流氓的权力社会中,权力者只关注秩序,无权力者只关注正义。无权力者常常被称为“无产阶级”或者“奴隶”、“老百姓”。当他们的愤怒战胜恐惧时,暴力就成为新流氓的武器,这就是所谓的革命。革命是自由之子,也是专制之父。从本质上说,革命是一种嫉妒。革命将彻底摧毁一个不正义的流氓权力体制,从而建立一个“正义”的暴力体系,社会重归自然野蛮时代,有正义,但没有秩序。因为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形成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在正义的旗帜下,无数人沦为暴力的牺牲品。

权力是暴力的延续,也是欲望的产物。在流氓社会,权力就是法律;而在文明社会,法律就是权力。流氓社会的原则是恐怖,它的美德或意识形态原则是服从。在流氓社会中,狼以吃羊的权力来代替暴力,暴力只用来消除羊的反抗欲望。当羊不再反抗时,狼称之为秩序和稳定,其吃羊的权力可以得到从容不迫畅通无阻的行使。对羊来说,它有活着和长肉的权利,否则它就没有任何价值。对羊的统治在于塑造羊温顺的性格,使羊接受“狼吃羊天经地义,羊被吃合理合法”。如此,吃与被吃都相安无事,从而达到和谐。

以暴力推翻的方式,所产生的只能是新的暴力;以夺取权力为目标,所导致的是对于权力的极度崇拜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在暴力和权力主导的社会,一切刑罚的终极目的无非是把一颗“心”给治死,让恐惧和战粟牢牢占据人心。暴力是一种成本最高的竞争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报,也就是高度特权。在这种丛林社会中,人们通过暴力获取权力、再通过权力抢夺一切资源。在这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弱肉强食,互相厮杀掠夺对方的财物和资源。在这群“野兽”中,谁最残暴最狡猾谁就最后胜出,成为最高权力者。

可以说,暴力是人类社会的出处,社会形态的核心力量就是暴力。在权力社会,垄断的暴力时刻处于一种威胁和恐吓状态,以镇压任何对垄断的不满和挑战。在权利社会,暴力保持着一种均衡状态,从而实现了暴力抵消和去暴力化。权利和权力的不同在于,前者“利”在自己,后者“力”及他人。国家权力是个人权利的剩余范畴,而个人权利却不是国家权力的剩余范畴。权力越大,权利越小。

 流氓的盛宴

秦始皇依靠强大的暴力将偌大中国置于他一人的掌股之间,从此中国就结束了原始平等的自然暴力社会,从而进入一个集权或者极权的流氓权力社会,并且每过一段总要重新回到正义暴力时代,社会进行重新洗牌,然后再进入一个新流氓的权力社会。流氓权力的彻底崩溃谓之乱世,流氓权力的彻底垄断谓之盛世,如此周而复始,暴力在垄断和崩溃中来回震荡,2000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摆脱暴力的诅咒。刘邦比秦始皇之所以更为成功,是因为刘邦是一个天生的流氓,流氓比屠夫更懂得将暴力转化为权力。

宋朝依靠军人哗变建立起一个流氓权力社会,这时高脚椅已经普及开来。大流氓也就是皇帝,他用酒杯剥夺了将军们的兵权,垄断了所有的暴力;皇帝叫太监拿走了大臣的椅子,垄断了坐的权力。“礼”开始成为一种宗教,叫做“礼教”。“礼”不再“尚往来”,而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至少皇帝保留了最后一点人类的尊严,可以不许知识分子做官,但并不禁止知识分子说话。梁启超在100年前说过:“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古典文明时代从崖山之后彻底结束。

元明清三代都是由一群最卑贱最落后的流氓建立的暴力体制,它们将流氓暴力主义发扬到极致,数百年统治彻底撕碎了中国人最后一点尊严。元朝是崇尚暴力快感的蒙古野蛮人建立起来的一个暴力社会,甚至算不上一个欲盖弥彰的权力社会。汉人全部都沦为任由奴役和屠宰的牲口奴隶,而知识分子则被视为与乞丐妓女并列的低等贱民。

朱元璋依靠对流氓暴力的整合统一从一个乞丐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新权力帝国的皇帝,他仇恨一切权力和文化。他解除将军们的兵权不再使用酒杯,而是用屠刀。他开天辟地扒下了知识分子的裤子。在一个称职的流氓看来,暴力不仅可以夺取人们的生命,更可以剥夺人们的精神。朱元璋极其鄙视权力,他将贪官的皮扒下来挂在官吏的办公室;他禁止官吏们下乡扰民;农民鼓打三通,官吏们就必须出来接受农民的诉讼。

当方孝孺被灭了十足,当张居正被抄了家,当袁崇焕被切成肉丝,将军们带着西洋火炮投靠了女真鞑靼。木头一旦做成了斧柄,就会砍削它的同类。这些野蛮的游牧人挥舞着着弯刀,冲向被红衣将军炮轰开的一座座城市。将未死的汉人们剃成光头,并在后脑勺留下小拇指细的一根小辫子。

不愿意做奴隶的汉人都被砍掉了脑袋,活着的汉人将猪尾巴作为向征服者效忠的标志高高扬起。鲁迅说,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成了奴隶还万分喜欢。女真依靠军人和官吏的背叛入主中国,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些庸庸碌碌的民众与牛羊牲畜并无太大不同。如果不是奴役之用,他们定会杀个鸡犬不留;如果不是为了后代继续奴役,他们割掉的不会是汉人的头发而是生殖器。一般说来,亡国奴分为亡于外国人的奴和亡于本国人的奴,它们的恶果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是后者为甚,而许多人都对后者麻木一些。

人们常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标志着这个民族的良心。而权力者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和罪恶,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和罪恶。所以禁锢知识分子的文字狱与愚民的谎言常常成为权力社会的基本行为指南。言论自由权其实就是喊痛权。对女真统治者来说,奴隶连喊痛的权利都不存在。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当一群“不自由毋宁死”的书呆子以自己的鲜血打造一个《独立宣言》时,中国正是掀起文字狱高潮的乾隆盛世。乾隆自称为中国“十全”皇帝。乾隆骂大儒纪晓岚说:“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同时,乾隆坚决打击进京上访的“刁民”,以维护官吏们的权力:“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这是与朱元璋完全不同的一种流氓风格。

 当屈辱成为一种荣耀

在以椅子为代表的中式家具达到巅峰状态的明清时期,跪这种身体语言竟然超越没有家具时代的坐。即使这样,明清两代“跪”的作用却截然相反。明朝的“跪”常常被作为一种以下对上的自虐式威胁手段使用,中国人即使地位低下,但人格凛然,毫不畏惧。无数大臣用长跪向皇帝施压,甚至不惜跪死。御史王扑以身殉职,被皇帝活活打死,死前犹对史官叮嘱:“某年某月某日,御史王朴直谏以死!”

清朝的“跪”常常被作为一种以上对下的惩罚手段使用。同样是“跪”,清朝时期,中国人的尊严和勇气早已被随着头发飘然而去,中国人已经完全被恐惧征服,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苟活”——像狗一样活着。因此对当奴才的人来说,被罚跪是很正常,而自我罚跪则体现出一种高尚的觉悟。而且奴才们一边接受惩罚和侮辱,一边深感荣幸。这对中国皇帝来说,奴役别人而别人还感恩戴德,没有比这种奴役更是奴役了。当人们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轻刑薄赋是奴隶最大的幸福:称颂功德是奴隶最擅长的文章;拜爵赐第是奴隶的无上光荣;丰碑高墓是奴隶最自豪的纪念。

从孔子时代开始,中国人并不认为做官是很好的事情,叔齐伯夷为了不做官宁愿饿死,介子推为了不做官宁愿被烧死,竹林七贤因为拒绝做官被杀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让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从孔子到李白,当官并不丧失人格,甚至说从来都是与皇帝平起平坐的,甚至皇帝有时要拜官。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宋朝皇帝常常请大臣们进宫参加皇室御宴,与普通人家的家宴并无不同。

到了元明清,特别是到了满清一代,官吏们已经沦落到非人的境地。做贼是拿生命来博取财富;做官则是拿人格来博取财富。做官第一件要事就是练跪功,见了比自己官大的就跪。一路跪过去,从刀笔小吏跪成封疆大吏,那就可以对着老佛爷练跪功了。据说李莲英“整蛊”他“一家子”李鸿章,命人将青石地板刻成沟槽,跟搓衣板一样,次日李鸿章向慈禧汇报工作,几个时辰下来,膝下血流如注,几成废人。李大人这官当得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权力统治只能依靠把人愚化、劣化和侏儒化来维系,只有把所有人变成精神白痴和智力脑残,只有打断所有人的精神脊梁和骨气、摧毁所有人的自尊和勇气,只有把社会环境败坏成高尚者的地狱、卑劣小人的乐园,它才是安全的稳定的。就这样,“人”被消灭了,正义也就被消灭了。清代女真统治者以剃发和下跪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反过来,剃发和下跪也成为充满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羞辱性惩罚行为。而且,这种羞辱模式在满清鞑靼倒台之后又被新的统治者继承下来。所以很久以来,任何被中国官方定位罪犯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被强迫剃为光头,并以暴力迫使其下跪。

在毛万岁时代,剃头之风席卷红色中国,无数“反动分子”被权力者强迫剃为光头,而且还以许多女人也被剃头,甚至被剃为阴阳头。而下跪则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狂欢,每当舞台上一群亢奋的革命流氓将一个“反革命”摁倒在地,跪在众人面前,中国革命就又取得一次胜利。为了使其跪得更彻底更到位,革命者发明了“坐飞机”等各种跪法,还要用细铁丝给跪者挂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铁牌。

即使当下,剃头和下跪仍是中国国家暴力的基本程序:作家谢朝平被跨省抓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剃成光头;昆明警察虐待性工作者的得意之作就是摁着她下跪。当官吏集团被告知,即使他们因“腐败”入狱也可免于剃头时,他们又一次深切的感到组织的温暖和自己不同于“普通老百姓”的荣耀。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斯文扫地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被彻底打垮。对中国人来说,从此就不再有什么个人荣誉感,为活而活,像狗一样匍匐着爬着活,再也站不起来。明清家具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不完全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而是极大的心理慰藉。特别是以坐具为主的明清家具,几乎成为一种宗教圣物。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坐成为一种奢侈品,坐是一种极为高贵的人生姿态。人们对坐的敬畏和崇拜最后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这种恋物癖导致了极为诡异的明清官帽椅文化和太师椅文化。在一个跪着的民族中,坐成为一种尊贵的特权,因此对坐的羡慕最终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

  从驯服到反抗

当年李鸿章屠杀太平天国战俘时毫不留情,但数十年后却拒绝逮捕革命党人,他说:“我绝不做侩子手。”1898年,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他准备做一名舍生取义的烈士:“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在狱中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久,谭嗣同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宣武门外菜市口。临终时他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反抗专制暴力和流氓权力的历史,每一个独裁暴政的失败都是一次进步。对流氓主义的女真统治者而言,六君子的鲜血只是权力的防锈漆。他们相信,鲜血将带来更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流氓恐怖,让软弱愚昧的民众更加服服帖帖。权利从来都不能靠恩赐,权利是争来的。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那句响亮的口号:“巨人之所以显得巨大,是因为我们跪在地下,站起来吧!”从此以后,跪着的谭嗣同换成了站着的徐锡麟、林觉民、汪精卫。从荆轲开始,中国从来不乏铮铮傲骨的大丈夫。

革命者徐锡麟杀死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恩铭后,苦战被捕。在清廷审判中,徐锡麟立而不跪。审判官联裕恐吓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大笑说:“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手指联裕道:“尔幸不死!”联裕震惊,几乎倒地。当晚徐锡麟被凌迟杀害。临刑前,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满清侩子手先砸烂了徐锡麟的睾丸,然后挖出他的心肝炒食,体现了流氓权力的非人性和无底线。

100年前,“少年不望万户侯”的林觉民在手帕上给怀孕的妻子留下《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林觉民给父亲的信很短:“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然后他义无反顾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不幸被捕遇害。在正气凛然的林觉民面前,就连侩子手两广总督张鸣歧也由衷赞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不可否认,汪精卫曾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和勇士。他要刺杀的是清国最高元首摄政王载沣,以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汪精卫计划先将炸弹埋在什刹海的银锭桥下,待载沣过桥时引爆炸弹,他和载沣同归于尽。刺杀不幸败露,汪精卫被捕,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曾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1910年4月25日,清国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案。汪精卫在法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视死如归使清廷意识到,革命者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害不仅不能吓倒革命者,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清国法庭以汪精卫“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死罪,判处永远监禁。

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民办报纸争相转载。

次年武昌起义,帝国军队拒绝以暴力镇压民众抗议。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宣布抛弃这个流氓帝国。清廷统治者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清国第一号政治犯汪精卫出狱,首都各界1000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刺杀摄政王的义士。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随即去法国留学。4年后,袁世凯废除共和制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对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绝不容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汪精卫这才回国,参加了护国运动。

颇为讽刺的是,汪精卫因反抗女真异族而成名,最后却因投靠日本异族而名裂;先以刺杀摄政王而登上政治舞台,最后遇刺而一命呜呼。

 暴力万岁

如果探究一下家具的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都是极其贫穷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无数失地农民涌进城市,他们在地上铺上干草就可以睡觉,而很多人连干草都没有。锯子在欧洲出现得特别晚,直到中世纪晚期,贵族们才可以得到平整的木板,用来做珍贵的家具。

在煤炭和石油发现之前,衣食住行全部依赖阳光下土地的生长,燃料问题使木材在全世界都极度短缺。因此家具从来都是奢侈品。对当下中国人来说,有家具的历史不过区区30年。

在30年以前的很长时间中,大多数中国家庭是没有几件家具的,因此人们都习惯了蹲,而不是坐。蹲的历史无法考量,但蹲对坐的取代使跪从生活行为来说失去了意义。如果不能坐,那么人们就会蹲,而不是跪。无论吃饭还是排泄,中国人都是蹲着生活。据说蹲是中国人特有的动作,对没有蹲这种习惯的西方人来说,他们还是将跪作为对坐的替代。

随着家具在最近30年的迅速普及,中国人逐渐失去了蹲的传统,与西方人一样学会了坐,甚至连出恭也可以坐着处理,因为抽水马桶已经开始普及。恰恰是在这个家具普及的时候,中国开始出现跪的回潮,下跪事件层出不穷。这让人想起,明清的椅子文化繁荣之下,中国的流氓精英们同样将下跪文化发扬到极致。

100年前,随着清廷崩溃,延续了2300多年的中国皇权社会也宣告寿终正寝。中国人失去了皇帝,或者说失去了跪的对象,这使中国人的膝盖一时变得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办才好。在孙中山看来,流氓的权力社会一完蛋,接下来就是文明的权利社会。他提出以“民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然而跪惯了的中国人并不懂得平等,他们向往的不是不跪的感觉,而是被跪的感觉。他们仇恨被跪的人,“敢怒不敢言”,之所以仇恨,是因为被跪的不是自己,而不是自己下跪本身。所以孙中山失败了,而毛万岁成功了。正如革命领袖列宁所说:“对于那些从小挨饿,一辈子都在暴君的压迫之下呻吟的人们,他们要战争,他们要设法摆脱奴隶状态。世界将再次血流成河,财主们,不分男女老幼,他们将一再地遭到屠杀,碎尸万段,世界将再也不容他们造孽为害。”

毛万岁引领大家回到了暴力平等的野蛮时代,“打土豪分田地”,暴力美学与革命快感相互交融。没有什么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的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使大家都看到了正义的曙光,不破不立,砸烂一个旧社会。旧权力的秩序被彻底撕碎,暴力使中国又回到了一个平等的野蛮时代。革命是穷人的鸦片。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要灭亡。

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指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60多年前,一个暴力创建的新中国诞生了。毛万岁就像姜文那样叫人们“站起来,不许跪!”他仇恨一切权威和权力,任何与权力有关的东西都被他送进暴力的粉碎机,包括国家和国家主席本身。这一切暴力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正义。在自诩正义的毛万岁看来,权力不过是“纸老虎”,“炮打司令部”,“打倒当权派”,任何不公平和不平等都是不正义的,而这个世界只有暴力才是公平的正义的,因此暴力战胜了一切,也战胜了正义本身。为革命而革命,革命本身就正义。

毛万岁用一轮又一轮的暴力运动涤荡着权力社会的形成,他反对不平等和奴役,反对权力和羞辱,然而他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更加不平等的奴役之路,崩溃的权力和失控的暴力使每个人都变成一个侮辱者或被侮辱者。仇恨成为无数中国人最为高尚最为革命的情怀。良心和知识分子遭遇到数千年来空前绝后的迫害,暴力剥夺了人们最后一点底裤。中国回到了流氓的权力社会最深处。

权力不仅跟魔鬼一样凶残,权力也跟饕餮一样欲壑难填。权力是暴力与欲望的私生子。毛万岁用他疯狂而悲哀的后半生证明了权力的肮脏与恐怖。权力如同毒品,甚至比毒品更具诱惑力且更易成瘾,一旦沾上,就不可能戒掉,直到权力者生理死亡。权力就像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而个人自由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权力既具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又具有将自己绝对化的倾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往往也都是一些坏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而当他们掌握了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所谓领袖,即领子和袖口,常常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膝盖下的中国

200多年前的1793年,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外交使节,试图东西两大“世界帝国”联手,建立一个WTO世界贸易体系。中国最完美的皇帝乾隆对此非常重视,指派和珅专事接洽。结果双方为了下跪问题僵持不下。中方一定要英使马嘎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人认为三跪九叩表示英国臣服于中国,因此断然拒绝。为了不辱使命,马嘎尔尼一度愿意向中国皇帝叩头,但是要求中国官员也要对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叩头以表示平等。中国皇帝对待自己无数的官吏就像对待自己无数的老婆一样,绝不容许他们向自己以外的人叩头,更何况是一副油画。最后马嘎尔尼在觐见时行的是单膝下跪的英国骑士礼,双方不欢而散。

远涉重洋浩浩荡荡的英国使团除了花费掉东印度公司的8万英镑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乾隆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第二年,荷兰外交使团来华,他们乖觉地对着乾隆赏赐的一条鲟鱼行了三拜九叩的中国大礼。然而他们也什么都没有得到——或者说得到了中国对“红夷”更大的鄙视。

1816年,经过近一年的航行,日不落帝国的外交使团又一次来到中国,仍然希望建立国际贸易关系。嘉庆专门颁发圣旨道:“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英国人仍然拒绝下跪,这无疑“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正式会见前夕,负责外事接待的国公和世泰强行动粗,在圆明园硬是摁着英使叩头——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这个无耻且无畏的“丑闻”使这次中英巅峰会谈彻底流产,和世泰被朝廷处分,英国使团被遣送出国。

权力的专制会培育出异端的民族,最终成为人类的毒瘤。25年之后,作为两次外交使团的资深成员,斯通爵士就英国是否与中国开战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他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前是中国要英国下跪,英国不跪,中国就给英国跪下了。中国从来不懂得可以不跪。历史就是这样轮回的。

英国满怀希望两次跑来敲门,但中国始终拒绝开门,然后英国就把门给踹开了。这场为了建立贸易合作关系的通商战争被中国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几乎都是当年马嘎尔尼谈判时提出双方平等共享的商业利益,只是条约中专门有一款要求将“夷”改为“洋”,以取消中国的流氓贵族对英国商人的歧视。

1860年,又是圆明园,英国使节巴夏利被孔武有力的僧格林沁摁着下跪,最后引发了火烧圆明园的报复性行为。罗素曾经就此事评论道:“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从那一段历史来说,中国是一个膝盖下的脆弱中国。中国的一切,最后都凝聚到一对折断的膝盖下。当中国女皇说“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中国的膝盖已经彻底断掉了。跪或者被跪,被流氓权力绑架的中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平等。

哲学家们认为,一个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一个是精神的生命。肉体是兽性的,精神是神性的,而人就是半兽半神的自然杰作。只有这两个生命都健康,一个人才会享受健康的人生。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他不仅懂得捍卫自己的肉体生命,更懂得捍卫自己的精神生命,甚至有时为了后者而放弃前者,这就是“舍生取义”。对精神的神圣捍卫体现了人脱离动物层面的伟大意义。一个失去精神生命的人只不过是一只行尸走肉的动物而已,他已经失去了人的内涵。

China——中国或者瓷器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认为,中国人几乎没有超越肉体阶段,从而获得精神生命。对“苟活”的中国人来说,精神生命从来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仅靠肉体生命他仍然可以活得无比滋润得意。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愚昧;同样,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专制。没有愚民就没有独裁者,愚民是独裁政权存在的前提。每一个独裁者都需要一大批的愚民去为他“打江山”作出牺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民主、法治,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在专制国家,政府最好的人质就是本国民众了。

即使全世界都嘲笑鄙视李刚父子,他们仍然可以有滋有味地活下去。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精神生命,所以也就无所谓羞耻心、罪恶感、尊严、敬畏、良知。杨佳为了捍卫自己的精神生命,放弃的肉体生命,达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所以杨佳才是真正的人,而李刚们则还没有进化成人类。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精神生命的残缺导致了“鸦片战争”,因为中国人无法理解人类的世界,这种困境常常被成为“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国情”。

作为地球污染冠军,中国无疑是世界最为肮脏的国家。中国GDP持续30年以将近10%的速度增长,因此在亿万富豪的数量比拼上,中国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人均GDP只有区区3677.86美元(2009年),中国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相比,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第175位上升到第129位。但中国仍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从人均财富来说,中国仍然只是一个三流的穷国。但从国家财富来说,中国与印度、日本、俄罗斯一样,已经崛起成为一个二流的强国。

同样是强国,中国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体制与政治。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体制模式的权力社会,而印度、日本、俄罗斯等民主国家则已经完成文明转型,实现了政治模式的权利社会。前者依靠暴力维持秩序和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失序和崩溃,重新回到野蛮的暴力社会,所有财富在革命浩劫中归零。后者依靠正义保持着秩序,社会文明有序,财富日积月累,未来充满愿景。同样是一只坚硬光洁的杯子,印度日本俄罗斯是钢铁杯子,而中国却是一只瓷器杯具,哪怕最轻微的一次碰撞,对中国来说都是危险的致命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上,中国与瓷器从来都是同一个词:China。

在著名的童话《绿野仙踪》中有一个“脆弱的瓷器(China)城”,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瓷器:瓷地面、瓷房子、瓷牛、瓷马、瓷猪,连人也是瓷的。多萝西(Dorothy)和她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来到这里,惊恐的瓷牛踢翻了瓷桶,撞倒了瓷女孩,打烂了瓷宫殿……多萝西同情地说:“它们实在是太脆弱了。”

中国历史常常将稳固的流氓统治称为“铁桶江山”,即不怕内部折腾,也不怕外部打击。但实际上中国从来都是一只瓷器杯具。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说,瓷器的硬度不比钢铁差,只是分子间的结合很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脆”。对这种“瓷器”,无论是来自内部的击打,还是来自外部的震荡,都容易造成破碎,且一碎就是粉碎。想保持瓷器不碎,唯一的状态是稳定,“不折腾”,因此“稳定压倒一切”。为了避免来自内部的击打,权力者的做法是让杯具里装的只有散沙,没有结成“块”的物体,也就是不允许存在权力以外的其他社团组织与民间整合。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因为散沙无论如何是无法挑战杯具的。即使是瓷器杯具,对散沙而言也强大无比。

中国目前这种稳定,并非因为“杯具”的坚固,只是因为散沙的无力。但每年数十万起公民维权运动(官方称为“群体事件”)无疑显示公民组织与自治已经开始萌芽,从而对瓷器体制构成越来越严厉的压力。中国官方每年用于镇压公民运动的“维稳”支出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相当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的2.6倍。

  站着死或者跪着活

朱学勤曾经感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2010年圣诞节,中国村长钱云会在一个大货车的车轮下悲惨地死去。在此之前,他已经被中国政府3次投入监狱,只是因为他上访——寻求权力给予同情和帮助。与燃烧着的唐福珍一样,这又是一个冬天的中国悲剧。几天后,被恐惧摧毁的钱云会的乡亲们向权力集体下跪,无数折断的膝盖成为这个悲剧最悲哀的尾声和注脚,甚至超过钱云会之死的悲剧本身。

经历过黑人民权运动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老一代黑人还相信如下一个神话,即他们自己低人一等。除了白人社会给予他们的施舍以外,他们本不应作非分之想。由于电视,由于所受的教育,由于能接触到的通俗杂志一类的刊物,新的一代已经不再相信那一套了。这一代人想分享自己的一份,并强烈要求自己的一份。”

3年前,共和国国庆节,公民杨佳无故遭到警察盘查。杨佳要求警察“拿出法律依据”,就被强行带到警局。据后来杨佳在法庭上称,他在警局遭到拖拽殴打,但遭到当事警察否认。对警察来说,这根本不算“殴打”。杨佳在次日才被容许离开派出所。此后杨佳多次投诉交涉无果,要求警方出具书面的“调解书”被拒绝。2008年7月1日,中国共党节,杨佳走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7秒钟”亲手击毙6名警察,另有数名警察受伤。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震惊全国。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有一句名言:“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服!”杨佳无疑是中国的另类,因为他不乞求,不下跪,更不会感谢哪个伟人或者社团让今天的太阳升起来。如果一个社团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不愿承担责任,那只好逼迫其承担,就像当年英国对清国所做的。在国家看来,杨佳不过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屁”一样的“老百姓”,但杨佳认为自己是一个人,平等健康的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佳奋不顾身冲向巨大的体制,就如同堂吉诃德冲向风车。杨佳死了,他像一个人一样死了,这是他选择的,因为他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以证明人的高贵和权力的无耻。在死亡面前,人类是平等的,也是高贵的。对人类来说,死亡体现了最后的正义。杨佳之后,“遵义杨佳”何胜凯将自己献给了权力的祭坛。他因为土地被侵占多次上访,遭到警方的残酷虐待。看完耀武扬威的60年国庆阅兵后,何胜凯走进遵义市法院,刺死刺伤一名法警和数名保安。自称“生于贫贱长于磨难”的何胜凯曾写下大量的日记:“为天下苍生请难,引刀为一快,不负少年头”,“你可能会嘲笑我是一个堂吉诃德,资源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对等,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被捕后,何胜凯指认现场,他对着社团成员大喊:“我要杀死你们!”声嘶力竭,几致昏死。

2010年4月8日,辽宁省抚顺高湾经济区建委主任王广良带领暴力拆迁组织和铲车进行暴力“执法”时,公民杨义冲破众保镖后将其杀死。之前,杨义全家均被王广良社团打成重伤。4年前,王广良率众打死被拆迁者,因此提拔;4年后,恶贯满盈的“烈士”王广良终于被一个公民杀死。

唐福珍以点燃自己的身体来呼唤权力对正义和人性的怜悯,然而她错了,她被流氓权力再一次地羞辱,被蔑视为“暴力抗法”。在一个流氓体制的权力社会,正义永远不在现场。流氓权力者需要的只是稳定的秩序。只有在这种不正义的稳定秩序里,权力者才能享受无权力的跪拜。对权力社会来说,正义是最致命的危险品,因为正义的到来就必然意味着权力的结束和体制的崩溃。正义是权力体制的终结者。权力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流氓,它只能依靠暴力和恐怖支撑才可以维持。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恶疾,腐败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特殊的犯罪。如果说人性是恶的,那么权力是恶的平方。“专制制度具有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权力的利润(获得的利益与所付出劳动的比例)为50%,它就会允许竞争(哪怕是被迫的);如果利润超过100%,就要用恐怖维持独裁;如果利润超过200%,那它就会不惜公开以暴力杀人了。

对流氓权力而言,暴力的恐怖是它唯一的真相,但这种真相必须披上仁爱和谐的皇帝新装。与其让无权力者恐惧,不用让他们无知和麻木,这样就无所谓正义,无所为平等,也就无所谓愤怒。在文明的权利社会建立之前,暴力与流氓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恐怖与恐惧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权力体制永远不会自动放弃暴力垄断,更不会放弃暴力本身。离开暴力,流氓和权力将不复存在,因为它既不正义又未经授权。

文明的距离

40年前,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一年后,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卡廷森林惨案70周年,俄罗斯总理普京来到被屠杀者的墓地,参加了纪念活动。献花时,普京双手捧着一只深蓝色玻璃缸,右膝跪地。这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对卡廷惨案做了真心的反省”。

一个被怨恨支配的人,不会有明天;一个被仇恨控制的社会,不会有愿景。无论勃兰特还是普京,他们面对不幸的逝者,以下跪来表达自己内心深深的罪恶感和羞耻心。这是一种无言的忏悔,乞求死者的宽恕,以减少良心的惩罚。这一跪所体现出来的诚意是令人感动的,而人因为诚意而显得更加高贵和伟岸。这种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自信和尊严。勃兰特之跪是德国在战后20年崛起的标志,普京之跪是苏联解体20年后新俄罗斯崛起的标志。

周作人先生说:“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一个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吧。”对中国人来说,很多人在等待着日本人的一跪,或许还有文革灾难制造者的一跪,但这或许永远将成为一种妄想和梦想,因为这些罪恶制造者永远也不具有那种自信和勇气,或者说,他们从来都难以达到一种高贵的人性境界。对他们来说,罪恶感与羞耻感从来都是残缺的。

勃兰特与普京对过去罪恶的忏悔证明了人类的正义与尊严,而曼德拉对南非白人的宽恕则证明了奴隶的觉醒,卑贱者更高尚。在西方人文思想的照耀下,对暴力与罪恶的批判成为人类走向文明化之路的一种不屈的力量。

100年前,人类的良心托尔斯泰满怀希望地说:“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尽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100年来,托翁梦想正在中国以外的很多地方陆续实现,有着2000多年光荣奴役历史的中国在现代武器和流氓权力的统治下,从暴力战争到流氓革命,最终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权力社会。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说:“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政府的铁杆盟友突尼斯流氓政权终于在正义面前崩溃了。一位遭受警察凌辱的青年的自杀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突尼斯流氓权力继续使用其最擅长的暴力镇压,流氓权力者关闭学校,逮捕示威者,实施宵禁,封锁新闻网站和Facebook页面。“对内要钱不要脸,对外要脸不要钱。”突尼斯极权政府监控网络的能力仅次于中国和朝鲜。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突尼斯聪明勇敢的年轻人仍然通过代理、加密和VPN绕过审查突破网络封锁。一个国家和政府之所以严格控制媒体言论,只能证明它极度心虚和缺乏自信。

23年来,总统本·阿里家族用社团控制着整个突尼斯国家经济。对他们来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权力者以为,经济的发展可以替代政治的民主自由:“虽然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但是政府可以保证让民众过上好日子”,把突尼斯人当成了羊。当阿里的权力必须依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持时,正义就已经离他而去。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当政府害怕人民时,就有了自由;当人民害怕政府时,就便是专制。”一个月的街头民众示威并造成几十人死亡后,几千名示威者仍然毫不畏惧,聚集到政府门前,呼喊着“本?阿里,杀人犯”,“用我们的血,我们的灵魂,我们准备牺牲当烈士”。

一个依靠暴力恐怖和权力谎言支撑的体制,几乎没有人能阻止它被正义和真相所灭亡。2011年1月14日,经过近30天持续升级的公民抗议和权力镇压之后,在突尼斯实行独裁统治达23年的总统本·阿里终于在恐惧中携逃亡国外。1.5吨黄金只折合4亿多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一个村长或警察的贪污水平。这场“茉莉革命”创造了历史——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世界首个通过公民暴动推翻其独裁专制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网民。这场公民权利革命是启蒙的胜利,突尼斯人勇敢地站了起来,不愿再做一群跪着的羊。技术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启蒙无疑得益于现代通讯技术、互联网以及数字化的移动网络。

仅仅一夜之间,一个经济发达和独裁统治融为一体的“非洲之星”突尼斯,就已经成为浮云往事。“好一个美丽的茉莉花”,面对日益沉重窒息的权力重压,茉莉革命也将带给无数觉醒的中国公民和网民以更大人格愿景。数年前,中国政府曾惺惺相惜地祝贺本?阿里高票当选连任:“本?阿里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注重把政治民主进程与国情结合”。

人性的胜利

“一株植物如不能按自己本性生长则死亡;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大卫梭罗在《论公民之不服从》中说道:“从绝对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再从有限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程就是通向真正尊重个人的进程。”权利社会的建立需要一个涅槃的过程。权力社会必须先行瓦解,将权力的暴力背景彻底去除,使其成为无暴力的权力。如果没有暴力支撑的权力被遗弃,说明它不够正义,那么一个正义的权力就会出现。在权利社会,暴力提供秩序,权力提供正义。因为正义和秩序,体制上升为一种政治,人类达到了一种高度文明。

圣雄甘地曾经受到梭罗和托尔斯泰极大启发,他将非暴力和不合作相结合,最后创造出一种摆脱流氓权力社会的文明之路,从而摆脱了传统的暴力革命模式。他拒绝承认权力者的权威,但并不以暴力与其对抗,而是拒绝与其合作,使权力被冷落,从而暴露出其暴力的野蛮本性,最终获得胜利。打个比方,非暴力不合作的前提是羊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然后团结起来,一起告诉狼:想吃你就来吃吧,我不怕死,因为你是狼。狼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威胁恐吓,如果羊没有恐惧,狼就输了。因为所有的羊都鄙视它、可怜它,既不乞求它,更不羡慕它,只是拒绝它。

圣雄甘地号召印度人自己纺线自己制盐自己办学校,拒绝与英国殖民者做任何交易与合作。英国人用监狱暴力杀戮来对付印度人,印度人不退缩也不反抗,他们宁愿流尽自己的鲜血也不屈服,最后英国流氓统治者崩溃了。

马丁·路德·金继续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他号召美国黑人填满美国的监狱,他们要用自己的鲜血证明自己的高尚与对方的卑劣。“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美国暴力机器在黑人不畏惧的目光和鲜血中崩溃。

南非统治者的监狱不仅没有使曼德拉屈服,反而使他成为南非人民的圣徒。人们从他那里看到人性的伟岸和高贵,勇敢与慈爱,这种精神力量最后彻底击溃了一个流氓政权。昂山素姬也是非暴力不合作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圣徒,她和所有的圣徒一样,甘愿留尽自己的血,也不愿伤害任何一个人。

现代文明的普世思想认为,人是目的,国家只是工具。从甘地到昂山素姬,这些人类的圣徒都从耶稣那里得到启发,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强大的无敌的,因为他们眼里从来都没有敌人,有的只是些误入歧途的不幸者和可怜人。他们坚信,“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非暴力不合作发生的前提是启蒙和团结(组织)。在种族矛盾下,团结很容易建立,在民主体制下,启蒙很容易实现,从而都可以获得成功。托克维尔曾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驽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在体制矛盾下,无论团结(组织)还是启蒙,都将遭到权力统治者的强力抑制和打击,从而使非暴力不合作缺失发生的土壤。未经启蒙的愚昧群众仍像战战兢兢可怜求生的羊群一样,在下跪中苟活,彻底丧失一个人基本的尊严和勇气。正所谓“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少数觉醒的勇敢的正义之士,或者如谭嗣同徒劳地洒尽自己的鲜血,或者如堂吉诃德在抗争中玉石俱焚。非暴力或者暴力,对一个流氓化的国家机器来说,都显得微小而无力,使这个社会似乎永远难以跳出流氓权力的泥淖,甚至可能重新回到野蛮暴力的革命时代。

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先生在100年前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面对未来,良知与理性无疑是唯一文明的方向,而启蒙却是通往文明的必经之路。人类的自由来自启蒙,人类的胜利实际就是启蒙的胜利。因为无知,所以恐惧;因为懂得,所以悲悯。

人类社会是如此不公,仇恨常常使人丧失理智,放弃暴力无疑是一种极其智慧和高尚的举动。20年前,冷战时代结束,10年前,恐怖时代开始。恐怖来源于人类无法释怀的仇恨与暴力。巴勒斯坦人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最后的武器,他们与敌人一起在仇恨中死亡。亚辛、拉宾和阿拉法特都成为暴力角逐中的牺牲品。在恐怖时代,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人与狗之间

出生在皇帝时代的105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老人不久前说:“中国要实现民主社会短则需要30年的时间,长则需要150年的时间。”100年前,孙中山举起了“三民主义”的大旗,民族、民权、民生,民族是认同,民权是政治,民生是基础。100年后,我们只剩下了可怜的“民生”这条底裤。“民”就是权力奴役下的中国人,“生”就是没有死、还活着。

奴隶主义的思维是:要不被奴役,就得奴役别人。鲁迅先生说:“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鲜血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就愈深!”当流氓皇帝的辫子在国家电视台上挥舞了20多年后,中国人重新回到了无脊椎动物的流氓时代,一个个两足动物应声而倒,匍匐在地,中国人的膝盖终于被流氓和权力击碎了。

数年前,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下跪的照片传遍中国,李信同志跪倒在地,满脸忏悔之色,甚至涕泪横流。据说他是给一个资本家下跪,请求不要报案。曾几何时,重庆司法局长文强一声“喝斥”,公安局副总队长赵利明立马跪倒,以表赤胆忠心。

512地震中无数学校成为孩子们的坟场,绵竹市委书记向悲愤的家长下跪,试图阻止学生家长游行抗议。一个副乡长偷5千元公款被村民发现,下跪求情别报案。湖南株洲一女子在政府楼上要自焚,一个法官向其下跪恳求。

山西临猗公安局副局长替儿子报仇,逼着6个年轻人向他下跪磕头。某副局长嫖宿幼女,受害女生吓得向其下跪求饶。昆明勇武的警察先生抓住几个性工作者,将其摁倒,逼她们下跪。东莞警方用铁链子拴在性工作者的脖子上,像拴狗一样让她们爬行。就连台湾也跪了起来,因为激烈争议"红灯区"提案,性工作者集体下跪,哭求权益。

与官场跪倒一片相呼应,政府门口迎来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的膝盖。辽宁庄河上千民众政府前下跪要求见市长遭拒;福建南平妇女因8岁女儿被强奸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被拘留;山西疫苗事件,受害家长下跪申诉;广西旱区老人下跪希望政府帮修路;包工头政府门前下跪讨工程款;西安陈晓原考研忘带身份证,两次跪求进考场遭拒……

中国人所以觉得某人伟大,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一直在跪着。几百年来,中国人都是给官下跪。跪完了再骂“狗官”。风水流转,如今果然发展到官与狗享受同一待遇。几天前,两个苏州的小伙子因为不愿赔或者赔不起5000元的狗命,被狗的主子痛打了一顿,然后向一条死狗长跪1个多小时,为狗守灵。接下来,成都一个公交司机因为言语欠妥向一女人下跪,令这女人大怒,“你为啥给我跪,纯粹是侮辱我。”

由此可见,跪狗事件已经成为中国跪文化的转折点,这两个懵懂无知的青年无意间创作了一个不凡的后现代行为艺术,彻底颠覆了中国2000多年来崇高的跪文化。此举无疑令许多跪惯了的中国人愤怒,这几乎是贬低他们以后下跪的伟大意义。对一个失去廉耻的人来说,神灵、大人物与一只死狗没有任何区别。从此以后,“跪”虽然仍然是一种人格侮辱,但感到侮辱的不仅是卑躬屈膝的跪者,还有那些心满意足的被跪者——因为他(她)将被视为一条狗,而且还是条死狗。毫无疑问,此举遭到了无数中国人的愤怒,因为这一跪亵渎了神圣的跪文化,难道一只死狗也可以享受跪拜这种殊荣?这不免使人想起电影《罗生门》中的一句台词:“这是一个人不如狗的世界。”

 跪还是不跪

100年前,梁启超批判腐朽的天朝:“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100时间恍如隔梦,今日之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未经启蒙的蒙昧中国,越来越脆弱的膝盖见证了中国权力社会那种散发着流氓恶臭的所谓稳定和秩序。

在权力社会里,人只是一个动物服从另一个有权力的动物而已。在无坚不摧的权力面前,人的一切尊严都被席卷一空。人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对这种灵长目动物来说,什么都可以出卖,只要能留下他的贱命。柏杨甚至说:“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下跪将人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撕去,留下一个貌似人的低等动物。这些蝇营狗苟的软体动物沆瀣一气其乐融融,共同装扮着一个流氓权力时代的和谐盛世。他们用膝盖告诉世界,没有权利的中国同样幸福——不管是权力来了,还是暴力来了,我们都用膝盖。

在强权面前,每一个沉默者不是懦夫就是帮凶。没有人生来就是懦夫和帮凶,这都是教愚之功。人们面对指鹿为马的权力,恭顺地颂扬道:“中国马越来越像鹿了。”如果说强者对弱者的容忍是一种美德,那么弱者对强者的容忍只是一种苟且。权力对权利的容忍是自由,而权利对权力的容忍就是奴役。自由主义之父穆勒说:“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是没法成大事的。”

西方的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崛起,不如说是精神财富的崛起。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民主自由,他们将人类政治文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根本不可望其项背同日而语的。如果说古希腊是政治的发源地,那么英国就是民主的发祥地。从500年前的大宪章开始,克伦威尔共和、权利法案、宪章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可以说,英国权利社会建立的过程就是以民间暴力消解垄断权力的历史。阿克顿爵士认为,政府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德行、财富和知识,制造繁荣、强大和荣耀。如果后者成了政府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将吞噬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违反人们建立政府的初衷和目的。

权力社会一般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先是令人心醉神迷的乌托邦般的天堂理想,从而诱发狂热,而狂热则导致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最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远离政治,对社会冷漠。一双双跪倒的中国膝盖正映照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残酷与冷漠,折断的膝盖并不能换取一丝同情和悲悯。《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说:“自由制造个别的仇恨,专制则产生普遍的冷漠。”当下跪与乞求越来越远时,它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徒劳而廉价的羞辱与自我羞辱。

曾几何时,一座洁白昂扬的自由女神傲然屹立在共和国的广场。当血腥的暴力慢慢凝结成无耻的权力,卑躬屈膝的孔子咸鱼翻身,与禁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分庭抗礼,充分满足着数不清的中国膝盖。皇帝的精神教父已经隆重登场,皇帝时代还会远吗?在一个奴颜媚膝的中国,无论有权力的狼还是无权力的羊,都将在无处不在的权力下,在黑暗腐锈的偶像前,诚惶诚恐、匍匐蠕动。22年前愤然离开中国的刘再复先生说:“世界让他跪着的时候,他却要站起来,这就是人;世界让他站着的时候,他却要跪下去,这就是奴才!”

100年前,2000多年的中国皇帝终于臭街,天朝在人们的鄙视中崩溃,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老百姓站起来成为现代公民,中国人开始直立行走,这就是自由和权利。民国初建,孙中山在广州街头被一老者认出,老人急忙下跪,口呼万岁,孙连忙扶起,说现在是民国,不兴这个。延安时代,一个“民主党派”的人见到毛万岁,认定对方是“真龙天子”,连忙自觉下跪,毛抢前赶紧拉起。皇帝时代的结束使中国人的下跪就失去了自我羞辱的最后理由。即使疯狂愚昧的文革时代,红卫兵们将毛万岁视若神灵,但是从未有谁向毛万岁的肉身或者塑像下跪,除非极其生活在原始愚昧的野山沟里的农民。即使毛万岁将愚昧专制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下跪也已经成为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

狼行千里吃肉,狗走千家吃屎。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格,否则就是枉披人皮的畜生,或者是披着人皮的狼,或者是披着人皮的羊。中国人的身体虽然直立起来了,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没有进化到直立行走。回看当下,官无担当,吏无廉耻,士无气节,兵无良知,商无仁厚,盗无侠骨,民无开化。一番末世的景象令人想起2000年前大汉帝国的崩溃:“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顔婢膝之徒,纷纷秉政。”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走向共和”的100年后,中国公民终于在权力的淫威下匍匐在地沦为老百姓,中国人竟重新又回到了膝盖时代,和一个苟活在膝盖下的中国。正如周作人曾经讥讽中国的话:“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样了。”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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